▌作者:李勇

融钰集团非独立董事;上海财经大学博士、博士后;金融机构首席研究员;高级投资顾问。

经济学在美国是基础学科,任何其他学科都必修,而在中国只有经济学及相关专业的学生才会学习经济学,这造成一个直接的后果是,中国许多经济问题,大家无法通过基本常识一点一滴的分析,直到揭示经济真相,然后有的放矢,真正解决问题。


就拿中国的货币超发与杠杆率过高为例。大家都认为这些年中国货币超发了,造成企业杠杆率过高。货币超发与企业杠杆率过高就一定存在正相关关系吗?如果你问对方这个问题,他也许会一脸不屑的对你说,这是常识。事实上,这真的是常识吗?未必!国人当前最缺乏的反而是经济学常识。现在由我来带着大家利用经济学常识一点一滴的剖析问题,步步深入,最终解决问题。

M2与基础货币

我们首先从M2谈起。众所周知:

M0=流通中的现金,M1(狭义货币)=M0+企业活期存款,M2=M1+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其他存款

若M2增速较快,代表着投资市场与批发、零售市场活跃,若M1增速较快,代表着消费市场与终端市场活跃,M2与M1剪刀差扩大,表明需求不旺,M2与M1剪刀差缩小,则表明需求强劲,这些都是常识,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常识来分析中国货币超发与杠杆率过高现象。


我现在带着大家来了解第二个基本经济学原理:基础货币。

理解这个概念对于理解中国的货币超发与杠杆率过高现象至关重要。因为基础货币这个概念与我刚才向大家交代的M2、M1、MO之间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层层关系。

基础货币又称“高能货币”,因为它具备一种能量,这种能够可以使货币市场供给量成倍的增加或收缩,基础货币又是央行的发债凭证,表现为央行的对外负债,起到“国家资本”的功能。

其一、基础货币的公式表达为:

基础货币=银行准备金(法定准备金+超额准备金+银行系统的库存现金)+社会公众手持现金。

其二、基础货币与MO之间的关系

MO仅代表基础货币的一部分,并不包含银行准备金。

其三、基础货币与M1之间的关系。

央行通过货币政策调节市场货币供应量行为,如(定向)降准、(定向)降息、公开市场操作(MLF、SLF、PSL)等行为,又间接应影响到商业银行能够吸纳的企业活期存款与居民储蓄存款数量。

其四、基础货币与M2之间的关系。

M2=基础货币*货币乘数,其中货币乘数代表着金融杠杆率。



金融短期化造成货币超发与杠杆率高企

只有了解这些基本常识,才能进一步分析中国经济现象。我们知道,

M2=基础货币*货币乘数。

那么,中国货币超发是由于基础货币超发还是由于货币乘数过高引起的货币“超创”呢?答案很明显是后者。那么,为什么中国的货币乘数那么高呢?答案在于中国的金融短期化、货币化、套利化,核心在于金融短期化。


是什么引起中国的金融短期化呢?经济学有一个常识为:1元的基础货币“放长”(长期使用)就可以置换3-5元的短期贷款,同时,由于短期贷款降低,维系同等规模与期限的贷款所需短期流动性也会降低,短期流动性降低意味着货币乘数降低,货币乘数降低自然M2增速放缓。我们利用常识分析就可以得出结论:

其一、中国居民储蓄率增速的降低造成的长短期资金严重错配,引起金融短期化。自2010年以来,中国居民储蓄率增速逐渐下滑,甚至由正转负,2018年4月份一个月居民储蓄就缩水1万亿以上。由于银行赢利的主要来源是“借贷息差”,它必须吸纳长期性储蓄资金来满足长期性的贷款需求。而由于储蓄资金的锐减,商业银行只有求助银行间拆借市场来释放流动性。而央行往往倾向于把信用级别高、流动性好、期限短的金融产品作为其操作工具,这就造成商业银行的银行资金的严重错配,不得不用大量短期性资金来满足贷款方的长期贷款性需求。

其二、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与货币政策不匹配,引起金融短期化。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使大量的基础设计建设项目吸纳大量必须长期使用的基础货币,同时辅以紧缩货币政策以金融短期化进一步升级。商业银行除了超创货币、提高货币乘数别无他法,民营企业融资难上加难。

其三、央行货币政策缺乏计划性与实效性,造成大量基础货币成为“休眠资金”躺在银行的账簿上。央行监管弹性过大,一会儿要求补充附属资本金,一会儿要求补充核心资本金,造成商业银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而只愿意发放短期贷款来应付不时之需;同时,央行一系列货币政策调节手段不一定能够真正释放基础货币流动性,如央行“定向降准”释放的流动性,各商业银行难以定向达标,只好放在账上,“降准”变相成为“超额存款准备金”。

其四、其他原因。如利率双轨制背景下,各宝宝类货币基金吸纳大量居民储蓄;互联网金融争抢资金来源等。

通过具体分析可知,由于基础货币并不等于流通中货币,未来我们只有加大基础货币的投放量,降低货币乘数才能真正解决中国货币超发与杠杆率高企问题。对于管理层而言,只有使企业享受到大量长期的资本金,才有利于“资本形成”,而股权资本才适合长期资本金的需求,所以企业未来的出路一定在于股权资本,而非债权资本。只有这样按照经济学常识一步一步分析,我们才能够真正找到解决中国经济困境的方案。